印光大师作为佛教中的高僧,也作为莲宗第十三祖,他的一生对佛教和净土宗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,而且他的一生所做出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,师兄可以多去了解这方面的内容,这样对印光大师的贡献会有一定了解。那到底印光大师有什么贡献呢?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吧!
赈灾请愿
民国八年(1919年)以前,印光法师在普陀山,从不收皈依弟子。民国五年(1915年),徐蔚如陪着母亲上山求皈依,印光法师介绍他母子去皈依谛闲法师。民国六年(1917年),北京天津大水为灾,上海的居士名流狄楚青、王一亭、程雪楼等,委托高鹤年北上勘察灾情。鹤年回到上海,当地居士随组成“佛教慈悲义赈会”,并推请鹤年到各地劝设分会,鹤年以此到了普陀山。这时,法雨寺的方丈是了清和尚。印光法师关怀灾情,他认为“救灾即是普度众生”,他与了清出面,召集诸山长老,在普陀山也设了赈灾分会,大家随缘乐助。印光法师把他仅有的银洋拾元也捐了出来。
第二天,印光法师以陕西的小米粥和油饼招待高鹤年,吃着饭他说∶“某某先生等到山上来皈依我,我决不准!并送香金,也分文不收。”
高鹤年恳切的劝他说∶“如果是真正发心请求的,说方便皈依,普度众生,也是释尊的遗制;如果说这样作有违常住的规矩,我去向法雨寺的老当家和方丈请求通过。”
印光法师这时才点头说可以考虑。这样到了民国八年(1919年),徐蔚如的朋友周孟由兄弟陪着他们的庶祖母到普陀山,再三恳求印老为那位老太太及周氏兄弟授三皈依,各赐法名。 这是他受人皈依之始。以后二十馀年,他的皈依弟子遍天下,多到不可以数计。
印光法师于光绪十九年到普陀山,一住二十五年,直到民国七年(1918年),他五十八岁的时候,才出山活动。原来他想到扬州刻经处去印经,以人地生疏,约高鹤年陪他去。到扬州办完事,回到上海,高鹤年要带他到海潮寺或玉佛寺挂单,印老不许,他说∶“你的熟人太多,你陪我去,人家一定要客气办斋。你我都是苦人,何必苦中作乐,既花钱,又耗时。”高鹤年只得带他找了一所最冷落的小庙,住了下来。
这一次到上海,高鹤年为他介绍了沪上名流狄楚青、程雪楼、王一亭、陈子修、邓心安诸居士。印光法师与他们广谈孔孟学理、净土因果等。分别时,这些人欲送香仪礼物,印光法师一一谢却。
捐款印经
民国八年(1919年),印光法师为印经事,又约高鹤年陪他到上海。这一次高鹤年陪他到“南园”,和佛教护法居士简照南、简玉阶兄弟等见了面,为他们说净土法门。简氏兄弟供养他千元,其他居士也有供养,这恰够他印经之需。这以后,到普陀山去求皈依的人,如山阴道上,接应不暇。皈依者供养之款,他一概拿来作印书赠人之用。
民国十一年(1922年),定海县的县知事陶在东,和会稽道的道尹黄涵之,以印师教化一方,汇师道行,请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,颁给印光法师“悟彻圆明”匾额一方,铜鼓喧天的送到法雨寺,香花供养,极盛一时。这在世人认为是难得的殊荣,而印光法师淡然置之,有如罔闻。后来有一位德森法师,侍印光法师座下,为印光法师校对所印的经书,偶然读到马契西居士为印光法师撰写的传记,才知道有徐大总统赠匾这件事,他就叩问印光法师。印光法师下脸说∶“悟尚未能,遑论圆明?瞎造谣言,增我惭愧。”德森后来在大殿高处发现了这块匾,盖因殿高匾小,平常未注意到也!
创社布道
自民国七年(1918年)以后,印光法师常到上海印经书,而苦于没有落脚的处所。后来法雨寺的真达法师,住持三圣堂,三圣堂有下院太平寺,民国十一年(1922年)翻修过,真达特辟了一间净室,这以后印老到上海,始有了安居之所。日子久了,上海佛教人士都知道他住在太平寺,这一来,居士名流去问道的,善男信女求皈依的,以至于各方的函件,都愈来愈多,太平寺出了名,也增加了他人事繁杂的困扰。到了民国十七(1928年)、八年(1929年),他急欲找个清净的地方归隐,后来真达与沪上居士关炯之、沈惺叔、赵云韶等商议,找到了苏州的报国寺,真达花费了几千元的现洋予以修缮,到民国十九年(1930年)二月,他就迁到苏州报国寺去闭关了。印光法师到苏州后,创办了一所“苏州弘化社”,专印佛书赠人,自净土经论、《安士全书》、他自己的文钞,以至于各种初机佛书,前后多年印送的书籍,不下四五百万部,佛像亦百万馀帧。这种工作,全是代佛宣化,以期挽救世道人心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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