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淞江又叫苏州河,明代以前一直是上海最大的河道,催生了几乎大半个古上海。苏州河下游近海处被称为“沪渎”,是上海简称的命名来源。如果说黄浦江为上海的“母亲河”,那么苏州河就是上海的“祖母河”。
上海有个大名鼎鼎的静安寺,始建于三国孙吴时期,古称重元寺,前身还叫重玄寺、通玄寺,当时坐落在吴淞江入海口沪渎一带。
大西北的敦煌莫高窟与上海有什么关系?
作为沪上最早寺院之一,静安寺史上人文荟萃,留下很多史上闻名的传奇故事, 其中传播最广的被记录在莫高窟壁画上,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。这就是西晋时“维卫”“迦叶”二石佛漂入沪渎的公案。
1800年前,晋愍帝建兴元年(313年)的一天,在雾蒙蒙的吴淞江口,渔民远远看见水面上有两个巨人浮游而来。开始还以为看花了眼睛,他们急急地交流后一致认为,肯定是海神来了!
他们赶紧撤回岸边,请来巫师,杀猪宰羊,设供礼拜。而道教的师徒则认为是天师降临,也在岸边扬幡设醮,准备迎迓。正恭候着,不想海上突起风浪,波涛汹涌,人们见了心里摸不着底,各个六神无主。
那年代,信佛的人虽少,但还是有的。有位姓朱的居士闻听此事,认为是大智大觉的佛从海上降临,也备了洁净素食,邀请附近寺院僧俗二众赶到江口,虔诚叩拜。不久,海上风住浪稳,两个凌波而来的巨人,随着海浪渐渐地漂浮至江口,越来越近。人们这才看清,原来是两尊石佛像,在一艘无人驾驭的大木船上。于是,众佛徒赶紧通力搬运,把石像迎请到通玄寺。
石佛像高七尺,不知何人造于何年代,也不知何地起航要去何处。佛像背后刻有铭文,一尊名“惟卫”佛,一尊名“迦叶”佛。佛徒们募资供养了法座,要把石像安在佛座上。兴师动众竟然无法把石佛像挪动一丝一毫。佛徒们再设斋供,又顶礼叩拜,请佛加持。稍后,两尊石佛像才借力就势而起,自自然然端端正正地站在佛座上了。法师们将此事表奏朝廷,王公大臣,文人百姓听说之后,莫不感到佛法神圣灵验,口口相传,方圆数百里的百姓,十之八九就皈依了佛门。
唐人陆广微的《吴地记》记载了石像落于通玄寺的传奇。佛像送到通玄寺前,其他寺院也来争取,想迎请石佛落户,但数百人牵拽不动,众人说既然这样,看来石佛像只能居通玄寺了。说来奇怪,这决定做了后,大家再抬,竟然轻松而起,中间没停地就抬到通玄寺的宝殿中。而且,“神验屡彰,光明七日七夜不绝”。传播范围越来越广,佛教典籍中记载尤多。
除《集神州三宝感通录》外,还有南北朝时梁简文帝萧纲《浮海石像碑铭》,其次是梁僧慧皎《高僧传》、唐末宋初《吴地志》、南宋范成大《吴郡志》、清严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,及唐释道宣《释迦方志》和《广弘明集》、唐释道世《法苑珠林》等佛教史籍上,也均有较详记载。
据考证,两尊石佛系用浮岩(火山爆发形成的海棉状玻璃质岩石)雕刻而成,故能浮于水。关于“石佛浮江”,学者胡道静研究认为,西晋末年上海吴淞口“石佛浮江”之说,确有其事。“石佛浮江”故事中提到的通玄寺,亦即静安寺前身重玄寺。
对于当年通玄寺的惟卫、迦叶二佛,隋代高僧智者大师在其遗愿中亦曾重点提及过,他嘱咐后人要精修吴县惟卫、迦叶佛像。清光绪九年(1883年)《重建静安寺记碑》中,亦有“故西晋时,浮江来石佛者犹在”之句,说明清时石佛还在寺院中。遗憾的是,此后石佛的去向就不得而知了。
唐朝诗人皮日休在《开元寺佛钵诗序》记载,佛像安置好的七年后,沪渎的渔人又在沙滩上捡到了一个石钵,带回家做容器使用,但盛放了荤腥食物后,就会“有佛像见于外”。渔人大惊,始知此石钵应为浮海而来的石佛遗物,赶紧将其送到通玄寺供奉。
他赋诗寄给好友陆龟蒙,描述此石钵“帝青石作绿冰姿,曾得金人手自持。拘律树边斋散后,提罗花下洗来时。乳糜味断中天觉,麦麨香消大劫知。从此共君新顶戴,斜风应不等闲吹。”
唐代初期,今上海市区除了杨树浦东端和复兴岛等处,绝大部分都已涨出海面。随着海岸线的推进,吴淞江入海口形成了扇形海湾。沪渎一带本来比较荒凉,因两晋“石佛浮江”故事而声名远播,这地方在晚唐时还是小渔村,凭“据沪渎之口”的优越地理位置,逐步兴旺起来,如今已是一个国际航贸大港,世界重要的经济大都会了。
“石佛浮江”之事, 由当年名僧慧达法师传到西域,逗留敦煌莫高窟期间,故事随其行迹被记录在壁画上。这即是323窟壁画的由来。著名古文献学家、科技史学家胡道静先生当年在敦煌莫高窟考察时,发现了这幅绘于唐代的壁画。
2004年,甘肃武威市人民政府代表团到上海考察学习,专程携此壁画的临摹版赠与千年古刹静安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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