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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与佛教的因缘

发布时间:2024-02-01 13:40:53作者:互动金刚
鲁迅与佛教的因缘

鲁迅与佛教的因缘

写“鲁迅与佛教”这样的文章命题,在一些人看来,也许是南辕北辙,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。鲁迅不曾表明过信仰佛教,他也未曾声称是佛教信徒。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。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最杰出的文学家,同时也是卓越的思想家。超过半个世纪,鲁迅在一般人心目中,即为风骨凛然、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文化战士。因此,鲁迅与佛教扯不上关系。对鲁迅生平事迹有深入研究的学人,在论述鲁迅思想及其发展的著述中,为尊者讳,往往回避涉及鲁迅与佛教的因缘,以免损及鲁迅作为文化战士、卓越思想家的崇高地位与形象;而一般对鲁迅思想、生平事迹缺乏了解的人们,则无由获得鲁迅与佛教之间存在因缘关系的确实资料。

鲁迅在“上下求索”,探索各种先进思想,追求真理的过程中,曾经接触佛教经典,并从佛理、佛学哲理中吸取营养的事实。

以下是笔者根据一些零星资料,加以综合归纳,分作鲁迅与僧、与法、与佛的三个章节来尝试介绍鲁迅与佛教的因缘关系。

鲁迅与僧人的因缘

鲁迅是周家的长孙,极受重视,家人担心养育不大,还未足岁,即由父亲领着去拜他的第一位师父。他们前去的寺庙,是被誉为绍兴八大寺观的长庆寺,拜的师父为长庆寺的主持(当家和尚)龙祖法师。龙祖法师替鲁迅取法名为“长庚”,师父赠他银八卦一件,上刻“三宝弟子法号长庚”,鲁迅还有一件百家衣,即“衲衣”,非喜庆大事不给穿上,一条称为“牛绳”的东西,用以避邪。鲁迅年幼时,遇到该寺做水陆道场,都会随家人到该寺去看热闹。

鲁迅一直到他临死的那年,即1936年4月他还写下《我的第一位师父》的文章(收录在《且介亭杂文末编》),追忆去世已有40年的龙祖法师;鲁迅也推测龙祖法师的徒弟,也就是他的师兄弟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,文章写道:“我们(指与他的师兄弟)的交情依然存在,却久已彼此不通消息。”文情并茂,真挚亲切,显示了鲁迅感情丰富的一面,感人至深。

鲁迅也结识、结交不少是佛教徒的朋友,如许寿裳、许季上,日本人内山完造、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等人。其中与鲁迅交情最深的,当推许寿裳。

鲁迅与佛教经典(法)的因缘

相对而言,鲁迅与佛教经典的关系,就甚为密切,且终其一生,都与佛教经典保持善缘。

根据鲁迅日记,他从日本留学归国,于1914年(即所谓的“民三”)在北京担任教育部官员时期,开始大量阅读佛教经典,努力研究佛学。这一年,他购买佛学书籍多达70、80种,占全年购书数量的二分之一,这些佛书有《释迦成道记》、《金刚般若经》、《发菩提心论》、《大乘起信论》、《瑜伽师地论》、《大唐西域记》、《玄奘法师传》、《高僧传》、《阅藏知津》等。他不但自己看佛书,研究佛学,还不断给绍兴老家寄去佛书。如4月寄《释迦如来应化事迹》3册,6月寄《佛教初学课本》等,7月寄《起信论》等7本,同月又寄《续高僧传》等书。

根据鲁迅好友许寿裳回忆,1914年以后,鲁迅除了自己买佛教书籍,研究佛学外,还与许寿裳订下协议,合购佛书,互通有无,这很可能是基于经济不甚宽裕的原因。

鲁迅不但大量购买佛书,对出版佛书,也付出精神,作出贡献。

1915年7月,鲁迅逐篇逐句仔细校对高丽本《百喻经》,并出资委托金陵刻经处刻印出版(一百册),他在书后记下:“以日本翻刻高丽宝本己丑年本校一过,异字悉出于上。”书出版以后,鲁迅即以此书为母亲祝寿,鲁迅也用以送人,1916年5月日记,鲁迅曾记下:“送朱造五《百喻经》一册”。《百喻经》,又名《百句譬如经》,古印度僧伽斯那著,是佛教寓言作品,南朝齐时,由印度僧人求那毗地带到中国,并译成中文。鲁迅亲自校对,并出资刻印,可以想见他对此书极为重视,他这样评论该书:“尝闻天竺寓言之富,如大林深泉,他国艺文,往往蒙其影响。即翻为华言之佛经,亦随在可见。”鲁迅也利用刻印《百喻经》剩余的款项,刻印《地藏十轮经》。

1916年,鲁迅继续购买佛书,如《净土经论》、《妙法莲华经》等,也大量搜集、购买佛教碑帖,如寺碑、庙碑、塔铭等。据鲁迅日记,这一年他曾经用13个晚上的时间抄录《法显传》,全文多达1万2千900字。

鲁迅与佛理(佛学)的因缘

鲁迅曾经有过一段相当长的时期,广泛阅读佛书,潜心研究佛学,以他的治学功力,对佛理必然会有许多领悟。鲁迅一生著述等身,留给后代的作品,卷帙浩繁,他虽然不曾在文章中弘扬佛理、佛法,但佛教给他的影响,却非常明显。

鲁迅早期的作品散文诗集《野草》,许多文章常出现佛经中的典故、意象、用语、佛教词汇,像“伽蓝”,即梵语,指寺庙(见《好的故事》),“火宅”(见《死火》),“三界”,佛教所指天国、人间、地狱,“剑树”,即佛教传说的“剑树地狱”,“火聚”(见《失掉的好地狱》)、“无量”、“地狱鬼众”、“牛首阿旁”(见《华盖集·碰壁》),以及大欢喜、大悲悯、大痛楚、大光辉等佛经惯用词汇。

鲁迅也曾用自己的法名“长庚”,给小说中人物命名,那就是在短篇小说《在酒楼上》,恐吓自己的侄女的无赖。鲁迅此举,很有自我揶揄、自我幽默的意味。

然而,佛教对鲁迅的影响,还是在于思想方面的启示,以及向他灌输建立崇高人格的力量。鲁迅生活的时代,是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,环境错综复杂,鲁迅必须面对来自政治、文化等多方面的层层迫害、围攻挞伐,在这样的情况下,鲁迅的反击或驳诘文章,尽管辛辣尖刻、冷峻深沉,然而内心深处还是饱含悲悯的情怀;鲁迅从佛学中吸取的滋养,更重要的是佛教的思辨智慧,充满辩证的思考方式,助他透视事物的深层真相。有人认为,鲁迅晚年很容易便接受了唯物辩证法,与他早年深入钻研佛学,吸取了佛学和佛理中蕴涵的辩证思维,不无关系。也就因为具有清晰的辩证思维,鲁迅的论战文章,才能一字褒贬,精警深邃,鞭辟入里,产生发聋震聩的作用。

佛教深刻的思辨哲理相信对鲁迅的生活,处理人生的种种问题,产生正面和积极的作用。许寿裳回忆鲁迅的文章,曾记述鲁迅向他这样剖白:“释迦牟尼真是大哲。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,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,真是大哲!”

我个人认为,释迦牟尼那种大哲的精神,对鲁迅思想的启发,崇高精神、伟大人格的建立和塑造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。释迦牟尼普度众生的精神,佛家下地狱的勇气,正是一种典范。鲁迅爱护青年,他说:“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,肩住了黑暗的闸门,放他们(青年)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。”矢志舍己救人,普度众生,也就是所谓的发挥菩萨精神,行菩萨道。曾有人指出,鲁迅的“无畏”、“通脱”,敢以一人的力量担当宇宙苦难的性格,正是佛家子弟的境界。鲁迅也说:“站在可诅咒的地方,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。”这是鲁迅个人的宣言,何异不是“狮子吼”!所不同的是,释迦牟尼是宗教家,慈悲大爱,引导世人向善;鲁迅是文学家、思想家,致力于催生新的文化,改革人性,力匡时弊,振邦兴国。

鲁迅对中国古代的两位高僧,法显与玄奘,也极为推崇,他们生在不同的朝代,同样是为了求取真经,寻求真理,渡流沙、越葱岭,千里跋涉,千辛万苦,前后耗费长达几十年的时间,他们舍身求法、厘清疑惑的精神,鲁迅在他的文章《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?》,便赞誉他们是“中国的脊梁”,鲁迅从他们的身上,吸取营养,筑构自己伟大的人格力量,跻身于中国近代的伟人之林,“中国的脊梁”这样的丰碑,鲁迅也是当之无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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