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明游记小品文的价值取向：才情抒写与学理探求
发布时间：2022-11-11 09:12:25作者：互动金刚经
晚明游记小品文的价值取向：才情抒写与学理探求
文征明的名画《东园图》表现了明代士人宴游的场景
晚明是个天崩地裂的时期，这个时期的文人无法在政治上实现经世济民的抱负，日渐衰败的政治使得他们无心于政事，为了弥补在官场失意的痛苦，部分士人开始倾向徜徉于山水的旅游生活。于是，另寻安置其心力的领域，如山水、文学、绘画、宗教、游乐、美食等。与此同时，晚明游记小品文发展到一个成熟的阶段，其所标榜的一种新生活形态为时人所追求。晚明文人好游，游必有言，游必有记。个人独特行旅体验的游记书写呈现小品化倾向，它不同于唐代的“诗人游记”，也与宋代“哲理游记”不同，晚明文人的游记小品文表现出两种价值取向：才情抒写与学理探求。
才情抒写
才情抒写是晚明文人游记小品文的主流价值取向。晚明文人的旅游活动主要是宦游和冶游。宦游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与旅游的结合体，为官文人在政事之暇，流连忘返于山水之间，了解当地的民情、风俗，使个人生活更加风流蕴藉。冶游是晚明文人旅游生活的主要形式，浏览岩壑，寄情山水，寻师访友，寄迹曲中，这是冶游生活的基本特点。
在宦游与冶游中，晚明文人创作了大量的才情抒写作品，这类作品以公安袁宏道为代表，其游记少有政治、人生抑郁之寄托，内容多半为描写自然风光，注重生活情趣、内心情感的性灵书写，基调是尚真、尚俗、尚趣，所呈现出的特色多半是追求个人的生活情趣、享受生命。他书写自己独特的游赏方式，故作风雅之态以追求与众不同的游兴与品位。如《雨后游六桥记》呈现出一幅悠闲、追逐声色的画面。《满井游记》所写的则是一种超然物外的山水之情。袁宏道以真、俗之笔来写游记，其内容风格以情为主，山水描摹次之，经常呈现一种热闹的游玩景象，流露出世俗化的情趣。
通过这些才情抒写类作品可以看出，晚明文人的目光由社会政治开始转向自我，从纵浪大化中去寻求生命与自然相融合的个体价值，尽量远离世俗的人间烟火，在冶游小圈子里重建生命的乐土，并以此寻求个体生命的解脱。公安“三袁”，竟陵派的钟惺、谭元春及张岱等人都是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。在对政治现实、社会责任的逃避中，他们显示出一种纯粹个人行为的消极反抗。就晚明旅游风尚兴盛而言，晚明士人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，为当时旅游风尚添加了新的文化价值观和审美趣味，使得旅游活动更具活力，充满生机。
学理探求
学理探求是晚明小品文游记另一种重要的价值取向，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种游记书写转向。这种转向和当时被称为“游学”的一种活动方式有关。“游学”就是把旅行与学术研究结合在一起，旅行是手段，学术研究是目的。王士性所写的《广志绎》，主要探讨人文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，“吾视天地间一切造化之变，人情物理、悲喜顺逆之遭，无不于吾游寄焉”。王士性的游记书写有三方面内容：自然景观的描写，人文地理的记载，理论归纳。
在《广志绎》中，人文景观所占比重极大，自然景观书写反而很少。重视人文景观这种写作方式在历代游记中是很少见的。与公安、竟陵派的小品游记、徐霞客的考察型游记相比不同的是：王士性游历过后，用归纳的方式来书写当地民情风俗，进而延伸到分析自然环境影响人类的生活习惯，他擅长把看到的景象加以归纳和分析，将自然现象提升到观点层面。因此，王士性的游记书写不仅仅是纯粹的山水漫游，他以翔实的记录笔法，分析归纳地理现象，将旅游的层次提升到另一层面，渐渐往实用之学迈进，也间接影响到徐霞客的游记写作。
《徐霞客游记》以日记体形式创作，以长篇书写的方式突破前人的短篇游记书写，既是日记又是游记。首重山川地形的记载，次为人文景观。结合了“经世致用”的实学精神，丁文江先生称其为“朴学之真祖”。《徐霞客游记》的出现不仅是由个人的兴趣、志向、毅力所决定，放在晚明的社会背景中来看，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、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等科学巨着的出现代表了实证精神的崛起，虽然《徐霞客游记》的写作初衷并非是以成为地理学著作为目的，但其游记的内容、方法都是合乎科学考察精神的。尽管我们可以将此书视为“学理探求”型的地理学书写，但其内容介乎文人游记和地理志书写之间，它并非像方志那样只记载疆域沿革，而是兼有文人的笔调以及文学性的书写，堪称古今游记之奇。
由以上两种旅游书写形态来看，作为才情抒写的游记小品文，所注重的是人对山水景物所产生的感触，以模山范水为主，而对于山川地形、河流走向、物产分布的记述，则不如“学理探求”型作品。
从才情抒写到学理探求呈现出晚明文人游记书写方式的转变，其旅游活动不再是单纯的娱乐休闲，而是具有深刻的科学文化内涵。他们专心于学问，寄情于山水，问奇、求知、娱乐。在旅游活动中探索自然规律，形成一种钻研实物、经世致用的学风，在审美、愉悦的同时，使其向实地游览、调查、考察、科学研究方向发展。这也成为晚明文人旅游活动和游记书写的时代意义。
（作者单位：洛阳师范学院国土与旅游学院）
文征明的名画《东园图》表现了明代士人宴游的场景
晚明是个天崩地裂的时期，这个时期的文人无法在政治上实现经世济民的抱负，日渐衰败的政治使得他们无心于政事，为了弥补在官场失意的痛苦，部分士人开始倾向徜徉于山水的旅游生活。于是，另寻安置其心力的领域，如山水、文学、绘画、宗教、游乐、美食等。与此同时，晚明游记小品文发展到一个成熟的阶段，其所标榜的一种新生活形态为时人所追求。晚明文人好游，游必有言，游必有记。个人独特行旅体验的游记书写呈现小品化倾向，它不同于唐代的“诗人游记”，也与宋代“哲理游记”不同，晚明文人的游记小品文表现出两种价值取向：才情抒写与学理探求。
才情抒写
才情抒写是晚明文人游记小品文的主流价值取向。晚明文人的旅游活动主要是宦游和冶游。宦游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与旅游的结合体，为官文人在政事之暇，流连忘返于山水之间，了解当地的民情、风俗，使个人生活更加风流蕴藉。冶游是晚明文人旅游生活的主要形式，浏览岩壑，寄情山水，寻师访友，寄迹曲中，这是冶游生活的基本特点。
在宦游与冶游中，晚明文人创作了大量的才情抒写作品，这类作品以公安袁宏道为代表，其游记少有政治、人生抑郁之寄托，内容多半为描写自然风光，注重生活情趣、内心情感的性灵书写，基调是尚真、尚俗、尚趣，所呈现出的特色多半是追求个人的生活情趣、享受生命。他书写自己独特的游赏方式，故作风雅之态以追求与众不同的游兴与品位。如《雨后游六桥记》呈现出一幅悠闲、追逐声色的画面。《满井游记》所写的则是一种超然物外的山水之情。袁宏道以真、俗之笔来写游记，其内容风格以情为主，山水描摹次之，经常呈现一种热闹的游玩景象，流露出世俗化的情趣。
通过这些才情抒写类作品可以看出，晚明文人的目光由社会政治开始转向自我，从纵浪大化中去寻求生命与自然相融合的个体价值，尽量远离世俗的人间烟火，在冶游小圈子里重建生命的乐土，并以此寻求个体生命的解脱。公安“三袁”，竟陵派的钟惺、谭元春及张岱等人都是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。在对政治现实、社会责任的逃避中，他们显示出一种纯粹个人行为的消极反抗。就晚明旅游风尚兴盛而言，晚明士人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，为当时旅游风尚添加了新的文化价值观和审美趣味，使得旅游活动更具活力，充满生机。
学理探求
学理探求是晚明小品文游记另一种重要的价值取向，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种游记书写转向。这种转向和当时被称为“游学”的一种活动方式有关。“游学”就是把旅行与学术研究结合在一起，旅行是手段，学术研究是目的。王士性所写的《广志绎》，主要探讨人文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，“吾视天地间一切造化之变，人情物理、悲喜顺逆之遭，无不于吾游寄焉”。王士性的游记书写有三方面内容：自然景观的描写，人文地理的记载，理论归纳。
在《广志绎》中，人文景观所占比重极大，自然景观书写反而很少。重视人文景观这种写作方式在历代游记中是很少见的。与公安、竟陵派的小品游记、徐霞客的考察型游记相比不同的是：王士性游历过后，用归纳的方式来书写当地民情风俗，进而延伸到分析自然环境影响人类的生活习惯，他擅长把看到的景象加以归纳和分析，将自然现象提升到观点层面。因此，王士性的游记书写不仅仅是纯粹的山水漫游，他以翔实的记录笔法，分析归纳地理现象，将旅游的层次提升到另一层面，渐渐往实用之学迈进，也间接影响到徐霞客的游记写作。
《徐霞客游记》以日记体形式创作，以长篇书写的方式突破前人的短篇游记书写，既是日记又是游记。首重山川地形的记载，次为人文景观。结合了“经世致用”的实学精神，丁文江先生称其为“朴学之真祖”。《徐霞客游记》的出现不仅是由个人的兴趣、志向、毅力所决定，放在晚明的社会背景中来看，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、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等科学巨着的出现代表了实证精神的崛起，虽然《徐霞客游记》的写作初衷并非是以成为地理学著作为目的，但其游记的内容、方法都是合乎科学考察精神的。尽管我们可以将此书视为“学理探求”型的地理学书写，但其内容介乎文人游记和地理志书写之间，它并非像方志那样只记载疆域沿革，而是兼有文人的笔调以及文学性的书写，堪称古今游记之奇。
由以上两种旅游书写形态来看，作为才情抒写的游记小品文，所注重的是人对山水景物所产生的感触，以模山范水为主，而对于山川地形、河流走向、物产分布的记述，则不如“学理探求”型作品。
从才情抒写到学理探求呈现出晚明文人游记书写方式的转变，其旅游活动不再是单纯的娱乐休闲，而是具有深刻的科学文化内涵。他们专心于学问，寄情于山水，问奇、求知、娱乐。在旅游活动中探索自然规律，形成一种钻研实物、经世致用的学风，在审美、愉悦的同时，使其向实地游览、调查、考察、科学研究方向发展。这也成为晚明文人旅游活动和游记书写的时代意义。
（作者单位：洛阳师范学院国土与旅游学院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