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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时代端午节的文化气脉

发布时间:2022-10-18 09:12:49作者:互动金刚经
不同时代端午节的文化气脉 虎符缠臂,佳节又端午。门前艾蒲青翠,天淡纸鸢舞。粽叶香飘十里,对酒携樽俎。龙舟争渡,助威呐喊,凭吊祭江诵君赋。

  经历了两千年的变迁,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的端午节仍在传承。本报记者多方走访专家、查阅史料,翻找出端午传承数千年留下的传统习俗和文化气脉,重现不同时代的端午记忆。

  古代端午最早是健康节

  战国时期人们把包含夏至的五月看成是邪气丛生、有害于生命的“恶月”,这一时节,各种能辟邪的物事纷纷登场

  全民动员沐浴兰汤、挂菖蒲、缠丝带、喝雄黄酒辟邪保健,这是战国时代端午节的场景。最早的端午节,其实与屈原无关,而是夏季驱除疫病的节日,可以说是最早的“健康节”。

  重庆市孔子儒学研究会会长鲜于煌介绍,战国时期人们认为,夏至时节阳气达到顶点,代表死亡的阴气重新出现,并将逐渐强大。因此,他们把包含着夏至的五月看成是邪气丛生、有害于生命的“恶月”。

  正因为如此,在这一时节,各种能辟邪的物事纷纷登场。人们除了搞大扫除,还要采回能辟邪的兰草,泡在热水中沐浴,称为“兰汤沐浴”。同时,还要在门上悬挂可以辟邪的菖蒲、艾蒿,在家中贴上镇邪的艾虎或符图,并在手臂上缠绕“令人不病瘟”的五彩丝带。

  五月是“恶月”的说法并非完全迷信。鲜于煌说,五月正是蜈蚣、蜘蛛、蛇等“五毒”出没的日子,加上天气渐热容易产生各种疾病,因此人们采用各种手段防止疫病,期待家人健康。喝雄黄酒的习俗也是由此而来。在大家熟悉的《白蛇传》中,白蛇就是在喝了雄黄酒后现出了原形,可见在人们心目中雄黄酒辟邪的力量之强大。

  “如果去除了其中迷信的成分,端午节的现代意义其实也可以理解为‘辟邪’。”鲜于煌说,这种辟邪就是把过去一些不好的“气”,也就是人的某种不佳的状态,通过净化的方式统统去掉,换一个全新的状态,表达了一种美好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态度。

  南朝留下屈原托梦传说

  端午节被赋予了纪念圣贤的色彩,体现了社会的道德思想,成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,与爱国精神紧密联系在了一起

  一个驱毒辟邪、祈求健康平安的节日,又怎么有了纪念屈原的传说?

据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连山考证,最早把端午节与屈原联系起来的传说是东汉应劭《风俗通》,其中称端午缠五彩丝的习俗是因为屈原,但并没有提供详细的故事情节。

  南朝梁代吴均的《续齐谐记》第一次记录了完整的粽子源于纪念屈原的传说:屈原在端午日自投汨罗江而死。楚国人为悼念他,每到端午节就在竹筒中装上米,投进河里祭祀屈原。可是,到了东汉光武帝时代,屈原显灵给欧回说:“过去人们送给我的竹筒粽子外边没有五色丝和楝树叶,都被蛟龙偷走了。请以后献祭的时候缠上五色丝和楝树叶。”欧回遵照屈原的吩咐做了,于是形成了后来包粽子的习俗——竹筒外边缠五色丝和楝树叶。楝树叶有浓烈气味,古人用来辟邪。这种粽子,唐代还有流传,叫做“新筒裹练(楝)”。

  这个来自艺术虚构的传说得到广泛传播,虽然流传到今天有各种不同版本,但纪念屈原的主要情节得以保留,并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同。

  “端午这个普通的节日,有了一层神圣的色彩。”鲜于煌说,其实吃粽子和划龙舟,也是早已有之的民俗活动,但渐渐形成了纪念屈原的传说后,这些活动就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意义,而被赋予了纪念古代圣贤的色彩,体现了社会的道德思想,成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,与爱国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。

  “诗人节”在重庆设立

  老舍、冰心、郭沫若等众多诗人,一致决定将端午定为诗人节。端午的庆典,凝聚着国人抗敌的斗志

  民族危亡的时刻,端午和它所代表的爱国精神得到极大张扬。

  抗战最为艰苦的1941年春夏,日军企图用狂轰滥炸摧毁中国人民的意志。但就是这时,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却在陪都重庆发出号召,要在端午这天举行“诗人之会”。

  春夏之交正是日本飞机频频来袭之季,我们的诗人能冒险犯 难,进城作大聚会吗?事实是请柬只发出100多份,到会却是400多位诗人。

  1941年5月30日端午这天举行的大会上,众诗人一致决定将屈原沉江的端午定为诗人节,老舍与冰心、胡风、郭沫若、臧克家等53人,联名签署了《诗人节宣言》,并以《诗人节缘起》为题,登在重庆的《新华日报》上:“我们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精神……诅咒侵略,讴歌创造,赞扬真理。”

  宣言鼓舞了士气,其精神也得以传承。一位叫董镜桂的作家这样描述1943年端午这天重庆街头的景象:“翠绿的艾叶,挂在家家门首,鲜红的慰劳标语,飘扬空中,穿黄黑制服或蓝布大褂的队伍,不时出现在街头,他们都是分头到郊外慰劳将士的。”

  董说,这是在为民族作生死搏斗的第六年头,捧着盘盘雄黄朱砂的小孩们在街头尖声叫道:雄黄,朱砂,吃了避毒驱邪。“这是民族正义感的象征,中国正在完成屈原留给我们的任务,正在做着忠邪不两立的斗争,在雄黄冲酒的畅饮之下,让他净化我们的血液吧,让他冲去我们灵魂的渣滓吧!”

  而据《抗战时期陪都体育史料》记载,在重庆住了3个月、遭受了40多次轰炸的林无双在“重庆观感”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:“奇怪的是,战争在拖下去,中国的士气却越来越高……端午节,照样有成千的人观看龙船比赛,市民依然举行庆祝,照样生活着。”

  端午的庆典,凝聚着国人抗敌的斗志。1941年入夏时节,缅甸传来消息:我远征军以少胜多,打了胜仗。国民政府举行龙舟大赛庆祝,“宋美龄亲临现场指挥,鼓舞人们抗击日寇的决心。”市社科院研究员邓平介绍,当时,人们还经常利用端午等传统节日和抗战纪念日,举行“驱逐日寇”、“活捉汉奸”等渡江、登山活动,鼓励民众和在渝外国友人参加。

  解放初办水上运动会

  自1951年举行第一届端午节水上运动会以来,山城的划龙船活动革除了过去的蹬旗、敬神等程式,增加了规定竞速项目。

  今年77岁的重庆日报退休记者陈明信印象最深刻的,则是1951年在朝天门举行的重庆第一届端午节水上运动会。那时只有十五六岁的他,第一次看到大江里赛龙舟的盛大场面。

  两江交汇处扎着彩绸的“彩龙船”,就是比赛的终点,也是颁奖台,奖品主要是鸭子,也有少量的红包。十几支龙舟队分别从两江向终点进发,朝天门一带锣鼓喧天,两岸挤满围观的市民。

  赛龙舟的船是特制的,身形细长俗称“黄瓜船”,前后还加了木雕的龙头龙尾装饰。船头一人喊号子,船尾一人敲鼓,划船的都是“水鹞子”,就是船被打翻,也能把它翻转回来继续划。

  据了解,当时设有龙舟竞渡“抢鸭子”等表演项目,1500余名运动员参赛。《重庆体育志》记载,自1951年举行第一届端午节水上运动会以来,山城的划龙船活动革除了过去由水运码头、商业行帮操办,以及蹬旗、敬神、拜码头、放火炮请龙头(踩船头的人)等封建程式,增加了规定距离竞速比赛、表演项目,并按比赛规程、规则进行评比、奖励。每次比赛前还要进行培训、宣传,大大扩大参加活动的群众面,划船技术水平也随之提高。

  1959年端午节进行的重庆市龙舟比赛规模更加盛大,除了10多只龙舟参加竞速项目比赛外,还有游泳、着装泅渡、水上救护、摩托艇、航空航海模型等体育表演和彩船比美、水上游行、川江船型展览等,十分热闹壮观。

  但文革开始后,“破四旧”让传统节日的习俗几乎荡然无存,直到改革开放后逐渐恢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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